1927年8月15日，南京。何应钦站在讲台上，望着台下的这群年轻的学子，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。
仅仅半个月之前，另一部分这批学生的同学们，曾经在武汉，在恽代英的主持下，完成了毕业仪式。
一所军事学院，举行了两场仪式，由两个不同的政府主导。黄埔五期自诞生起，就注定带有分裂的痕迹。
留级生拼凑成的二流军校
在1926年3月，广州市黄埔岛上，军事学院的教务处将一个团的士兵编入了五期新入伍第一团。这批士兵具有特殊背景——全部是第四期未通过考试而留级的学生。不久之后，又录取了逾一千名新生，组建了第二团。
每当两组人遇见，场面便变得不太对劲。
重修的学生大多是在北伐前被招录进去的，军校学习了将近两年，却仍未掌握应掌握的知识，未能通过相关考试。而新入学的学生，则赶在北伐时期的扩招热潮中报名入学，录取门槛大大降低。这一边是考试失利者，另一边是受政策优惠的扩招受益者，这两组人结合在一起，能培养出什么样的精英呢？
数字充分反映了实际情况。黄埔一期，报名人数为一千两百，录取人数为六百四十五，录取比例为53%。五期时，报名人数跃升至三千三百多，但最终毕业生仅有两千四百一十八人。虽然表面上淘汰率似乎较高，但关键在于，这三千余名学员本身就是以较低要求进行选拔的。
前四期的学员多由各省党部推荐，经由初试和复试两次筛选筛选出来。至第五期，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，前线对军官的需求迅速升高，招生方式也随之变化，变成了争夺人员。广州招收一批，南昌又招一批，录取条件逐步放宽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当时的局势。
1926年7月，五期学生刚升学尚不足半年，炮兵科和工科的学员就被征召组成炮兵团和工兵营，直接前往北伐前线作战。留在后方的步兵科和管理科的学生，也没有专心学习，常年承担警戒任务，守卫军校和地方。整个军校里，学生要么投入战斗，要么巡逻放哨，哪有心思学习军事策略或战术？
在1927年年初，北伐军逼近长江沿岸，来自政治、炮兵和工兵科的共计一千七百名学生，从广州和南昌调集到武汉分校。与此同时，留在黄埔岛上的步兵和管理科大约一千四百人，正筹备随军校迁往南京。
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。
一个军校，两场毕业典礼
武汉的学生惊慌失措。1927年5月17日，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司令夏斗寅策划叛变，率兵攻占武汉。那时武汉只由叶挺的第二十五师坚守，黄埔五期的学生全部被征调参加作战。这些学生中大多没有实战经验，手持武器便冲向城外。在这些学生中，就有杨至成。
这个侗族青年在三个月大时失去了父亲，由母亲抚养成人。1926年春天，他随着川滇黔联军来到广东，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告示，立即报名参加。进入学校后，老乡周逸群将他引入了共青团。来到武汉后，听了恽代英和毛泽东的讲课，他的思想迅速开朗起来。
在1927年4月，正值蒋介石在上海镇压异己、抓捕人员的时期，杨至成在武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然而，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对立使得五期学生陷入了彻底的分裂。南京由国民党右派掌控，武汉则由国民党左派把守，两方都声称自己才是合法正统。黄埔五期的学生，一部分在武汉，另一部分准备前往南京，但谁也无法确定应当听从谁的指导。
1927年7月，武汉分校举行了首场毕业仪式，由恽代英负责主持。到8月15日，南京的本校也举行了一场毕业典礼，由何应钦主持。同一期的学生，却获得了两个不同政府颁发的毕业证书。
更为离奇的是，出席南京毕业典礼的学员仅有一千四百八十人，而数百名学生则在武汉承担警戒职责，错过了自己的毕业仪式。
就此，黄埔第五期的学员从入学到毕业，始终在战斗、守卫岗位以及逃难的纷乱中度过了整个时期。
三千三百多名学员中，毕业时仅剩两千四百一十八人。八百多人哪里去了呢？部分阵亡了，部分逃走了，还有一些被敌方俘虏成为共党员，也有人直接投身于红军。
好样的都去了哪里
1927年8月1日凌晨，南昌城传来密集的枪声。杨至成手持枪械冲入街头，这是他首次亲身投入战斗。当时，他任职于贺龙麾下的第二十军，担任连队指导员，随部队参加了起义。在南下广东的途中，起义军被敌军击散，连队长失踪，杨至成因此担任连队长，并随朱德在湘南地区展开作战。
1928年4月，他随朱德和陈毅登上了井冈山。在龙源口的战役中，他腹部中弹，无法继续带领部队作战，因此被调到红四军指挥部担任副官长。从那时起，这位黄埔五期的毕业生，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后勤工作生涯。
毛泽东与朱德都欣赏这位能干的侗族青年。1929年4月，杨至成筹集五万元，建立了一座临时兵衣工厂，迅速生产出超过四千套军用制服。这标志着红军首次穿上了统一的制服，采用灰色军装、红色五角星帽徽，并配以皮鞋和绑腿。
以后发生的事情都被记录在史册中。杨至成曾任红军总兵站站长、军委总后勤部长，参加了长征，还曾赴苏联留学，经历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。1955年9月，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贵州省唯一的开国上将，诞生于此。
关于宋时轮，可以这样描述：他曾在抗战期间担任重要职务，并为国家的革新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。作为一位资深的领导者，宋时轮在多次重大任务中展现出卓越的才能，不仅参与了关键的战略部署，还在后续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的经历和贡献，至今仍被广泛认可，被视为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这位来自湖南醴陵的人士，在1926年成功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。四一二政变之后，由于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，他在广州被拘押了两年。获释后，他试图寻找党组织，但未能找到，只得返回家乡，自发组建游击队。到1929年冬天，他带领队伍登上井冈山，并被编入红六军之中。
宋时轮一生中加入过三次党。首次是在黄埔军校，1927年成为党员。在被捕后与组织失去联系，直到1930年在苏区再次入党。之后，他因“组织观念淡薄”被剥夺党籍三个月。长征途经陕北时，获得毛泽东的批准，第三次加入党组织。
尽管命途多舛，这位革命者在战场上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深入冀东地区，协助实施冀东的重大起义。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率领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，在豫东地区抵挡邱清泉的进攻。国民党军曾经传出一句话：“排炮无法动，必定是十纵。”
在1950年，宋时轮带领第九兵团加入朝鲜战场，负责指挥长津湖战役。在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的严酷天气中，他的部队击退了美军陆战第一师，将其打得逃之夙始，全部消灭了一个整团。这场战斗后来被收录进了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中。
在1955年获得军衔后，宋时轮被晋升为上将。
还有许光达。这位来自长沙的人士，毕业于黄埔五期，曾参加秋收起义，并随毛泽东登上井冈山。之后，他曾到苏联留学，归国后担任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参谋长。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期间，多次获得显著战绩。
在1955年获得军衔时，许光达被授予上将称号，成为新中国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将领之一。被誉为新中国“装甲兵的奠基人”，他为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力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三位来自黄埔五期的毕业生，其中一位获得大将军衔，其余两位获得上将军衔。再加上其他投身红军的五期学员，这批人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，占据了军队的半壁江山。
留给老蒋的是什么人
令人难以预料的是，蒋介石所创办的军事学院，最终竟然为共产党培养出了如此众多的将领。在黄埔五期培养出的一千两百四十名学员中，具有优秀素质、实战能力强以及富有思想的几乎全部加入了红军。那么，那些留在国民党阵营的人又在哪里呢？
能被提及的名字只有郑庭笈和邱行湘。
郑庭笈，出生于湖南湘乡，在五期毕业后逐步晋升，最终担任第七兵团司令官。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，他坚守长春，遭到解放军的包围。10月19日，长春解放，郑庭笈被俘虏。
邱行湘，来自江西修水，亦为五期学员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参与了多场激烈的战斗，但到了解放战争时便未能再现昔日威风。1948年洛阳战役中，他担任整编第二○六师的师长，坚守洛阳城。三月时，洛阳被攻占，邱行湘被俘。这便是留给蒋介石的黄埔五期“杰出将领”——两人最终皆落入囚徒之列。
出于什么原因会如此呢？
归根结底，黄埔五期实际上是一个拼凑拼凑而成的结果。因留级生与扩招而导致的招生，使得人才基础本身就不稳固。北伐战争和宁汉分裂的剧烈变化，又使这一批学生在动荡中匆忙完成学业。其中，一些怀有理想、坚守信念、洞察局势的人，早已转向了共产党。
留下来的人员，要么是政治意识较低的，要么纯粹为了升迁和发财，要么就是没有明确的合作对象。这类人，怎能与黄埔一期的徐向前、陈赓相提并论？又怎能与四期的林彪相媲美？
在1955年9月27日的北京中南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授衔典礼，当天，来自黄埔第五期的将领们齐聚一堂，站在一起。
许光达大将、宋时轮上将、杨至成上将，以及其他五期出身的中将和少将。这些人当年在黄埔岛上，或许谁也没有预料到，二十多年后会达到这样的地步。
此刻，台湾，蒋介石翻阅着黄埔学员名册，看到五期的名单时，只得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。
历史用最无情的手段验证了一点：唯有站在正义阵营中的人，才能真正成为支柱与支撑。黄埔第五期的经历，不过是这一真理的一个缩影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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